据此，主观公权利的存立与否，经由保护规范理论而被置于法解释的框架之下。
有必要立足于耕地保护行为的规范标准，以及相应的机构建制与治理事项，来设定耕地保护条款体系化、本原性研究的核心范畴。故而面临耕地数量保护与质量保护并重、耕地利用与生态文明建设并重的巨大压力与挑战[7]，从关注耕地综合生产能力稳定提高和耕地健康问题，重视耕地基本形态的重构、提高耕地利用效率、耕地生态景观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建设和保护[8]等方面，来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9]、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10]、促进形成保护更加有力、执行更加顺畅、管理更加高效的耕地保护新格局[11]逐渐成为最广泛的共识。
再如，构建耕地面积变化驱动力的多元回归模型[28]、分析相关政策实施对于减少耕地流失面积的显著影响[29]的制度实效性研究。[58] 张迪、刘树臣：《新形势下的耕地保护政策探讨》，《国土资源情报》2009年第9期就此而言，构成社会权力必须同时具备两个要件：私主体的明显资源优势和资源优势使其他主体处于被迫作出选择的状态。如何界定社会权力是社会中心范式的核心要素。[8]在常规科学阶段，当现有范式不能解释的反常现象大量出现时，范式就陷入危机并预示科学革命的到来。
将基本权利的私人间适用看作是立法机关、法院的先在实体义务，而将基本权利在私人间的效力视为立法、司法的后果，是实体和程序的本末倒置。与此相适应，宜坚持比例原则的二阶段说，通常只对社会权力行为实施必要性和均衡性审查。[60]至2020年7月14日笔者最后检索时止，明确援引主观公权利的裁判文书共为273篇，明确援引反射利益的行政裁判文书是165篇。
宪法要求立法者对所有参与者值得保护的法益进行适宜权衡，并通过适宜方式予以处理。保护规范理论为我国行政审判青睐的另一原因在于，它同样为界分个人的公法权利和私法权利，进而界分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提供基准。[49]这就使第三人的主观公权利尽管是以一般法作为法源，但其内容却并非立法者的完全自治。公权理论反对个人普遍的法律执行请求权，因此，个人在法律上概观地拥有某种权能，或行政在法律上负担某种义务，都不意味着个人就可直接向国家请求而获得其权利实现。
Vgl. Anna Ingeborg Scharl (Fn.64), S.231. [69]前注[66]，（2019）辽02行终320号行政裁定书、（2019）辽02行终340号行政裁定书。[78]Vgl. Wilhelm Henke, Das subjective Recht im System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Ergänzungen und Korrekturen, DÖV 17(1980), S.621ff. [79]参见前注[40]，小早川光郎书，第106页。
法国法反对以个人权利保护作为行政诉讼的首要目的，倾向于将所有已经或将会受到实际影响的客体均纳入诉讼的保护范围。但将行政诉讼的首要目标定位于个人主观权利保护又并不意味着对客观诉讼的绝对排斥。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页。而所需判断的实体法律规范除举报投诉条款外，还包含行政机关查处违法的依据规范。
在刘广明案中，法院为引出主观公权利概念和保护规范理论，曾在判决中宣告，现行行政诉讼法在确定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上，总体坚持主观诉讼而非客观诉讼理念，行政诉讼首要以救济原告权利为目的[84]，但法院在作出上述确认时还是加上在确定原告主体资格问题上作为限定，态度的犹疑在此表露。但这种引据又并非僵化进行，而主要通过阿斯曼所总结的两种方式展开：第一，当对一般法是否包含第三人主观公权利的解释存疑时，法官通过合宪的或是合基本权的解释方式予以解释，由此使一般法与基本权的价值方向相互一致，这也被称作是基本权利的内部规范效力（Norminterne Wirkung der Grundrechte）。这两项原则相互联结、相互牵制，使第三人的主观公权利并非完全由立法者所处置，而是同时受到基本权利的效力辐射，并被作为基本权利内容的具体化。因为异乎寻常的抽象性与原则性，基本权利规范被认为有具体形成的需要，必须借助一般法为媒介对其内容予以塑成和框定。
因此本质上又属于义务之诉（Verpflichtungsklage）的范畴，是典型的义务之诉的亚型。另一方面也应着力于破除这一域外理论的效仿门槛，并最终使这一理论的思想精华为我国公法所真正吸收。
[85]前注[38]，赵宏文，第649页。（一）解释规则的芜杂导致的司法适用不确定？ 保护规范理论将主观公权利的查明回溯至法律解释，并在其发展中形成了一整套有助于法律解释的原则、方法和推定的集合[19]。
李萍诉大连市甘井子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行终365号行政裁定书。这一点尤其表现于邻人诉讼（Nachbarklage）领域。但如果缺乏明确的规范指引，就需要借助保护规范理论。如果说保护规范理论会引发司法适用的不确定，那么我们将视线转至并不以规范性，而以事实影响作为行政诉权判定依据的法国法，就会发现这种不确定性非但未被排除，反而在更大程度上凸显。但已有的裁判文书除刘广明案和联立公司案外，其余大多并未详细展示思考步骤，尤其是未明确框定根据规范的范围，而是将论证重点放在行政机关在颁发建筑规划许可时所引据的实体法规范，尤其是《城乡规划法》是否要求行政机关考虑相邻权人的利益保护问题上。在刘广明案后纳入保护规范理论来判定举报投诉人原告资格的裁判文书中，几乎都明确表达了举报投诉权不能与行政诉权互相混同享有举报权并不能必然导出诉权的观点。
私益保护性的相对化在环境法等风险行政领域走得更远。[45]Vgl. Hartmut Bauer (Fn.12), S.645. [46]Vgl. Rainer Wahl (Fn.11), S.127. [47]Erberhand Schmidt-Aßmann(Fn.13), zu Art.19 Abs.4GG. Rn.128ff. [48]Vgl. Hartmut Bauer (Fn.12), S.648. [49]Vgl. Hartmut Bauer (Fn.12), S.647. [50]BVerwG NJW 1996, 1297(1298). [51]Vgl. Hartmut Bauer (Fn.12), S.649. [52]Vgl. Hartmut Baurer (Fn.12), S.623. [53]Vgl. Fritz Ossenbühl, Gesetz und Recht: Die Rechtsquellen im demokratischen Rechtsstaat, in: Isensee/Kirchof,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d.3, 3. Aufl.1988, Rd.35ff. [54]BVerwGE 27, 29(31). [55]Vgl. Hartmut Bauer (Fn.12), S.642. [56]参见王天华:《主观公权利的观念与保护规范理论的构造》，载《政法论坛》2020年第1期，第42页。
据此，主观公权利的存立与否，经由保护规范理论而被置于法解释的框架之下。我国审判实务纳入保护规范理论，表面来看是为行政诉讼利害关系人的判定提供更稳定清晰的基准，本质上所欲解决的却是在行政关系日趋复杂、行政作用日渐扩散的背景下，如何再对公法权利射程予以具体划定，如何清晰界分公法权利/私法权利，以及行政诉讼/民事诉讼的问题。
法院也唯有在起诉阶段才会审查原告资格，才会有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但伴随司法实践对这一理论的大量援引，学界同样开始出现对这一理论及其适用的质疑。
下级法院在其后的审判实践中，也初步摸索出这一理论在相邻权人和举报投诉人案中的基本适用步骤，上述司法努力都值得肯定。上述裁判已说明，与诉讼类型化、诉的利益以及权利救济的必要性等这些德国行政诉讼的重要元素一样，诉的二阶化也正渐次被嵌入我国的诉讼构造。（三）一般法依赖所导致的立法专断？ 针对保护规范的另一重要批评在于，其将个人公法权利的存立完全依赖于客观法规范，完全系于实定法的规范目的。[59] （二）保护规范理论的适用领域与问题 刘广明案后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行政审判中获得迅速推广。
从另一角度而言，为弥合法规范和法律现实之间的鸿沟，法解释又绝不应该是凝固不变的。[44]相反，如果承认基本权利在此的直接适用性，允许法院在判决中直接诉诸基本权利来提取第三人的公法请求权，就会使国家权力从立法向司法倾斜，由此危及立法在价值冲突上的权衡特权以及司法的功能定位。
但因为学界尚未展开对公权理论的充分研究，保护规范理论就已在行政审判中被率先适用，这就使保护规范理论在很多时候都与作为其背景的公权学说相互脱离。受新保护规范理论影响，刘广明案裁判明确了客观解释作为基本解释方法，并强调在依据法条判断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存有歧义时，可参酌整个行政实体法律规范体系、行政实体法的立法宗旨以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目的、内容和性质进行判断，以便能够承认更多的值得保护且需要保护的利益，属于法律保护的利益。
据此，要避免保护规范理论的空转，就应对作为背景的公权理论予以深刻体察，对这一理论所包含的统一的公法权利观及其思考精华予以有效吸收。相较传统形态，现代保护规范理论对规范意旨的解读已不再只是片面探求立法者的主观意图，不再排他性地进行解释方法的择选，不再单个地、碎片化地查找根据规范。
而系争规范是否具有私益保护指向，又依赖于对客观法规范的解释。相邻权人作为保护规范理论最重要的适用场域自不待言，阿斯曼所言的分配行政最明确的体现也是在建筑规划领域的三边和多边关系中。基本权依赖性的原因首先在于基本权利所内含的主观化要求（Subjektivierungsgebot）。刘广明案的阐释其实也吸收了上述精神，尤其是其强调，对行政实体法某一法条或数个法条保护的权益范围的界定，不宜单纯以法条规定的文意为限，以免孤立、割裂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应坚持从整体进行判断，强调适用一个法条，就是在运用整部法典。
又因为现代行政对于民事关系的普遍涉入，此时受害人能否直接请求行政追究加害人责任，并由此来解决他们之间的民事争议就会引发争论。[68]典型的义务之诉是要求行政机关向自己作出行政行为，例如向自己颁发许可。
但这些差异却促使我们对由行政诉权所辐射的核心公法问题重新进行思考，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学理和制度的重新整序来优化这一理论的本土适用。诉讼定位的模糊不清以及主观/客观的杂糅交错，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规范的效力相抵和结构的整体失衡，这一点已为我国的诉讼实践所证明。
[66]参见焦小珍诉大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辽02行终320号行政裁定书。在学界尚未兴起对这一理论的研究热潮前，司法实务就已率先开始援引这一域外理论，并予以大范围推广。
